昆山救济院是民国时期昆山慈善事业的主要实施者，在动荡不堪的近代社会中，维系着昆山的民生需求和社会稳定。昆山救济院是晚清昆山邑人创建的三善堂——敦善堂、普育堂、清节堂适应民国社会风云流转的产物。三善堂归并后改称“慈善局”，慈善局遵照1928年政府令改组为“救济院”。昆山慈善事业从三善堂到救济院的变迁过程，正是传统慈善事业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缩影。

　　从三善堂到慈善局：民间慈善事业的自发整合

　　一、敦善堂的创设

　　江南地区，厚葬风俗导致停丧不葬之风盛行，顾炎武曾有“停丧不葬说”批评此举。水灾频发，乡野间的棺骨浮尸，令人触目惊心。中国传统伦理观认为“死者为大，入土为安”，然而贫民困苦，死后尸体无法收敛埋葬，实属无奈之举。乾隆年间，昆山已有施棺局、崇善堂、永安局等民间慈善机构施棺代葬，掩埋无主棺骨。嘉庆二十二年（1817），画家王学浩和友人徐大棻等，借鉴上述机构，合力创设敦善堂并收管永安局，“报验无属路毙浮尸，收埋暴露棺骨，代为贫户安葬，并施衣药棺木”。敦善堂堂址，起初设在新阳县尚书里庙学西偏。咸丰末，太平天国运动祸及昆山，敦善堂堂屋被毁，只能暂时租借时家园顾乡贤祠后文会局办理堂务，仍进行原来的施棺代葬活动，兼办闱费局、筹济局两局事务，义学、洒扫、惜字等局附设其中，经费互用。除此之外，由于昆山河流交错，交通不便，敦善堂在周巷、尚市、岳庙、车塘等处设立了义渡，雇工载人过河。从原本的救死埋尸逐渐转变为拯生利民。

　　二、普育堂、清节堂的筹建

　　康乾时，昆山就建有普济堂、育婴堂，此后皆废。普育堂（普济育婴堂）的创办，则归结于三人——金承烈、夏溶、顾之兰。道光三年（1823），夏秋之际，江南地区发生严重水灾，史称“癸未大水”。这场水灾，使得昆山“陆地皆成瀚海，四乡停榇漂浮满目”，敦善堂奉令捞理尸棺，建奠浮园义冢。时路多饿殍，溺婴之风更胜从前。金承烈自其父起，两代从医，“医者父母心”，眼见此景，不免“恻然伤之”，于是在新阳县茅家桥东（察院）创建普育堂，分设“男女号房四十余间，并捐田二百余亩，偕同志夏溶、顾之兰劝募，以养穷独，收弃孩而哺乳之”，旧育婴堂移并此处。当时的敦善堂虽救助贫户，但主要从事施棺代葬，其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富户不受其扰，并不能真正济贫，普育堂由此应运而生。此后普育堂扩展事务，数夏溶用力最多，他“循历四乡，苦心谆劝，扩田至数千余亩，推广儒寡恤嫠，计口按日给钱”。顾之兰为普育堂制定规条，佐理三十余年，从未懈怠。清节堂是普育堂的附设机构，光绪七年（1881），由昆新知县金吴澜、李福沂和增广生蒋泰咸筹立，设在普育堂东隅，收养节妇无依者，属于官绅合办的慈善机构。

　　三、三善堂的归并

　　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，正值清末新政时期，废科举设学堂，昆山设立劝学所，将闱费、文会、义学、洒扫、惜字等局与忠义节孝、顾乡贤、朱孝定等祠田产改充办学公款。敦善堂和附设的施棺代葬、义渡、筹济等局，另谋处所，移并察院前。至此，普育、清节、敦善三堂归并，一同办理慈善事务。敦善堂负责施棺代葬、施衣赠药、义渡、筹济、度岁米、修桥梁等善举；普育堂经办贫户月米，赡养名门嫠妇，以及收养两邑孤老、路弃婴孩等善举；清节堂则给节妇无依者提供居所。从此，“两邑穷黎，生有赡养，死有槥葬，与夫穷独寡孤废疾婴稚，鲜有失所”。善举经费主要依靠田产市房基地租息，据《昆新两县续补合志》统计，三堂共有田产七千八百余亩，市房九所，基地四块。堂董为名誉职，不支薪水。

　　三堂归并后，除却善举，也开始办理教育。宣统元年（1909），时任堂董的李鹏、邱樾创办敦善蒙小学堂，设在敦善堂内，教导贫苦儿童，三年后废。两位堂董也有筹建孤老习艺所的意向，当时正处变革之时，应是未果。但是，此时的善堂已经注意到养而不教，非长久之计，教导受助者生活技能，才能使他们自足自养，脱离困境。三堂虽各有专务，但事务早已交叉，比如普育堂经理横港、张小泾等义渡，其实已为统一机构，但名称一直未改。直至民国十一年（1922），三堂遵令合并为慈善局，继续主导昆山全县的慈善事业。

　　从慈善局到救济院：民间慈善事业的制度化

　　一、慈善局、救济院性质分析

　　慈善局历时较短，资料极少，幸得《昆山县救济院章程》中对改组前的慈善局有些许介绍：慈善局设有清节堂一所，留养贫苦贞节妇女，并设有恤嫠月米二百户，贫户月米五百户。年终度岁米六十石，筹济款项若千元。慈善局还设有义渡七处。仍主持施送寒衣棺木，施粥钱米，收埋路毙与无主棺木尸骨，再代葬给发敛费捐助等事务。这些事务与旧时三善堂经办的并无两样，更能说明三善堂与慈善局的关系。此时对慈善局的称呼为“县立慈善局”，是否表明该机构的性质已发生变化？

　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，新旧杂存的慈善机构没有统一规范，救助效果不佳。1928年5月政府颁布《各地方救济院规则》，要求各地按规定设立救济院，救济贫民生计。然而当时的昆山并无力设置所谓的“救济院”，只能将原有的慈善局改组为昆山县救济院。由县政府选任院长、副院长各一人，管理院务，二者均为名誉职。下设养老兼残废所、孤儿所、育婴所、贷款所，暂留清节堂。设立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经费，收支采用预决算制度，都需呈报县政府备核。并由县政府颁发钤记。

　　那么昆山县救济院成为了真正的公立社会保障机构了吗？《昆山县救济院章程》中第三条指出：“本院以慈善局原有田地、市房为基金，所收租息为常年经费”。1936年的《昆山县县政报告》中明确说明昆山县救济院，“以人民捐置之田地六千余亩及市房四座之收息作经常费”，“历年以来未受县税补助”。从经费来源来看，救济院与原来的善堂、慈善局并无区别，政府至多起到监督之责，使救济院组织上更趋规范化、制度化。实际上该院性质未变，仍然属于私立慈善机构。正因如此，1947年，昆山县救济院依照当时颁布的《管理私立救济院设施规则》，更名为“昆山私立救济院”。

　　二、救济院慈善事务考察

　　抗日战争期间，昆山沦陷，昆山救济院事务虽未中断，但遭受重创，战后救济院被国民党县政府接收恢复，重获新生。笔者将以战前和战后恢复的救济院做一对比，考察昆山救济院的情况。

　　战前的昆山救济院分设养老兼残废所、育婴所、孤儿所、贷款所、特别妇孺留养所，同时办理恤嫠济贫、施医送药、施衣施粥、施棺、义渡等事。养老兼残废所收容60岁左右的老无所依者，及无以生存的残障人士，所中设有工作室，让他们自行学习搓绳、打篷条、扎草窝等简单工作，获得的收入归他们自用。育婴所收弃养婴儿，寄养于所外乳母家中喂养。领养者须依章觅保填单领出。孤儿所负责县中孤儿的养育之职，而教育事宜则由教育局办理。贷款所类似从前的因利局、借钱局，所中提出四百元，逐年轮流收入借出，专门用来救济小本经营者，资金分为甲乙二等，甲等每户五元，乙等每户三元。特别妇孺留养所由原有清节堂改设，仍收留原有节妇，一般只有四五人。恤嫠月米200名，每名每年一石，济贫月米500名，每名每年六斗，都分四季发给，折成钱文，每石定价十二元。夏季施送痧药、中西医施诊券。冬令施衣施粥，施棺视情况而定。附设车塘、周巷、新塘、岳庙、尚市、横港以及虹桥七处义渡。据1936年统计，当时的救济院总共有六千余亩田地及四所市房，收其租息作为经常用费。

　　战后改组整顿的昆山救济院，基本设置不变，但规定更加严格，更为重视受助者知识、道德、技能的培养。原来的孤儿所改为小儿教养所，又附设托儿所。收容四至十六岁孤苦孩童，完全供给膳食住宿衣物，不再由教育局负责教育事宜，设置教室，聘任教职员工分任教养、抚育之责。教养所的宗旨是“教养儿童以耐劳习苦，养成服务精神”，所中毕业生，或肄业去商店工作，或升入中学学习。文化课以外，教养所也开始注重生产训练，设有纺纱、缝纫、烹调、园艺、畜牧等项课程。养老残废所因为“良莠不齐，群居一室，易兹事端”，于是雇佣人员专职管训，健全人格后让他们从事生产工作。育婴所附设于小儿教养所，由教养所员工在所中抚养，圈养三头美国种乳牛，为婴儿提供牛乳。1946年，恤嫠八十一户，济贫一百零七户。因为物资缺乏，施棺施衣都有严格要求：乞丐、盗匪改发草棺，士兵优恤，可以申请木棺；“行为正当，御寒无策，而不染癖好者”，才能凭借妥保到救济院申请核发衣物，还得留有存根备查。此番审查下，想必许多人都要却步挨冻而死，然而死后依旧没有“平等”二字。此时，救济院名下有田亩八千余亩、市房六所及基地六处，但其中荒田占十分之二，欠缴佃户又占十分之二。时值通货膨胀，法币贬值，物价上涨，租金收取实物白米，固然能供院里自足，但若要折价换钱添置他物，恐怕难以满足，经费不敷的状况可以想见。

　　余论

　　综上所述，昆山救济院脱胎于晚清昆山仁爱之士创办的敦善、普育、清节三善堂，在民国政府的监督下，组织上逐渐规范化、制度化，并继承和发展了过去的慈善事业。传统善堂拯生救死，但重养轻教，转型过后的昆山救济院更加注重“教养兼施”，小儿教养所教人文化知识和生活技能，使受助人养成吃苦耐劳、自力更生、自尊自爱的健全人格，而后贡献社会，实现了慈善的意义，使人称之为“人”。救助手段也更为积极，比如贷款所的出现，增加了小本经营者的资金来源，实现了社会财富的再生产。这些慈善活动在近代动荡不安、百姓流离失所的底层社会中，支撑着多灾多难的昆山人坚强存活，与其说它缓和了当时的社会矛盾，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，毋宁说它是昆山人在新旧交替之间难以承受的悲伤苦痛的寄托之处。但是处在吏治腐败、战乱频仍、人民无法自处的社会，任凭民间慈善事业如何发达，最后都将陷入萧条，无力维持下去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昆山救济院由人民政府接收整顿，移交并入吴江县同里社会福利院。昆山救济院终于名正言顺地进入社会保障的领域，造福昆山的责任更大程度上地交到了国家手中，但是百年来昆山邑人的慈善之心不会就此湮灭。（据《孝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》）